電子政務的策略，是從各國的實踐中歸納出來的“概論”，從行政生態學研究角度，我們不對它進行好或壞的價值判斷。我們只關心某種具體策略“是否適用于另一個不同的場合”。一個具體的電子政務策略，只有適合“特殊場合”的具體國情，我們才對它判斷為“好”，否則就要判斷其為“壞”。隨著一國行政環境的發展變化，行政系統的策略選擇也不可能一成不變。好與壞的判斷，也是與時俱進的。

　　什么是行政環境

　　行政環境就是政府管理的環境，它是指圍繞行政活動和行政現象這一主體的外部境況，是各種直接地或間接地作用和影響行政活動的客觀因素的總和。 宏觀行政環境即通常所說的國情，包括國際的社會、自然環境和國內的社會、自然環境，它是行政環境的基礎，對行政活動有決定性的作用。
　

　　行政管理與行政環境的關系是雙向的、辨證的。一方面，行政管理都處在一定的行政環境中，并受到行政環境的影響和制約，有什么樣的行政環境，就有什么樣的行政管理，行政管理必須適應行政環境的變化，由于行政環境不是一成不變的，所以行政管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，行政管理必須從實踐出發，從客觀的行政環境出發；另一方面，行政管理對行政環境具有能動的反作用，它可以改造行政環境，要么使行政環境變好，要么使行政環境變壞。

　　依據這種理論，我們研究電子政務與行政環境的關系就會發現，經濟要素在各種環境要素中，對電子政務的影響最大。

　　行政環境對電子政務的影響

　　經濟要素作為行政環境的首要環境因素，對電子政務的發展階段水平，具有決定性影響。表現為，不同的現代化程度和收入水平，生產方式不同；不同生產方式，社會組織形式不同；不同社會組織形式，政府組織結構不同。

　　第一， 不同現代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國家，生產方式階段不同。高收入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意義上的現代化，正向后工業社會生產方式轉變；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，處在實現工業化意義的現代化過程中，一般處在向工業生產方式的全面轉變之中；低收入國家往往是農業國，農業生產方式還在經濟活動中占重要地位。

　　第二， 不同生產方式決定不同社會組織方式。是隨著信息化生產方式興起而興起的；是隨工業生產方式興起而普及的；是與農業生產方式相伴隨的。

　　第三， 社會組織方式決定政府組織結構。在主要經濟體中廣泛存在農業家族式組織的社會之中，政府改革主要還集中在從家長制向科學管理轉變上。

　　
　　一國電子政務發展階段和策略，與其經濟要素水平，呈現高度正相關性。經濟要素水平高的，電子政務發展階段和策略較高；經濟要素水平低的，電子政務發展階段和策略水平低。更難能的是，這個規律不僅對于組間比較適用；在組內（每組組內一般都跨兩個發展階段）比較也適用。即同一收入組內，經濟要素水平高的，電子政務發展階段和策略較高；經濟要素水平低的，電子政務發展階段和策略水平低。而其它三個環境要素（溝通網、創新基礎和人力資源），只在組間比較存在類似規律；組內比較不存在類似規律。　　

　　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，電子政務策略，作為一種行政系統的決策，不是隨心所欲的。其合理性，不光不是決策者個人或集體主觀決策單方面決定的，甚至不是行政系統自身單方面決定的，而是要求系統選擇與行政環境實現高度統一，才能達到的。